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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5-27 20:54:40

                                                                第四,合理调整各级医疗机构建筑布局及管理架构,以更加有效应对传染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在提案中,易建强表示教育主管部门依然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办法,分配不尽合理的招生指标给各招生单位。结果是无论是科研院所还是高校,每年的招生指标都不够,且不均衡,造成有些单位的导师们需轮流隔年招生,有些单位的导师甚至两三年都轮不到招生名额。

                                                                首先,长期以来“重治疗、轻预防”的“偏科”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松灵以数据为证,2019年医疗卫生经费投入临床占95.3%,而公共卫生仅占4.7%。公共卫生人才流失严重,难以满足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需求。

                                                                “非典”是中国对2003年的集体记忆。是次疫情后,中国政府加强了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建设。当下,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步入常态化防控阶段。从“非典”到新冠,“后疫情时代”的人们不得不反思,未来中国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该如何完善?

                                                                今年2月,葛明华带领172名队员到达武汉,先后接管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病区、金银潭医院重症病区。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易建强今年带来了一份有关研究生招生指标权限的提案,在这份提案中,易建强认为目前教育主管部门分配招生指标的方式不尽合理,应该将研究生招生指标的决定权完全下放给各招生单位。

                                                                第二,尽快完善国家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

                                                                对此,易建强对经济观察网表示其提出的提案与教育部此前的回复并不冲突,各单位可以提前确定预计招生计划,再向教育部备案。

                                                                基于此,易建强在提案中提出了三个方面,一是将研究生招生指标的决定权完全下放给各招生单位;二是设置合理的导师人均每年招生名额上限,比如如在有充足的科研经费条件下,每位硕士生导师每年可招收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4名、每位博士生导师每年可招收博士研究生不超过2-3名;三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宽进严出,上级主管部门继续加大对学位论文的抽查,对出现问题的学生、导师、学科、单位采取严格的惩罚措施,如对未达到毕业要求的学生收回其学位期证书、对出现问题的导师采取一票否决制取消其招生资格、对出现问题的部门或学科责令停招一年、对出现问题的培养单位进行警告甚至撤销招生资格等。

                                                                其次,分级诊疗策略未有效落实,基层全科医生面对突发传染病时“应接不暇”,以致三甲医院在疫情救治过程中压力严重过载。曾亲历武汉战疫的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院长胡豫坦言,此次疫情救治中大医院人满为患,不免存在交叉感染的风险。

                                                                王松灵则直言,未来应区分公共卫生常态管理和危机管理,常态管理由卫健委负责,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由国家直接负责;理顺国家卫健委和疾控中心的关系,赋予疾控中心相关行政权力和政府职能。